一位红军后代讲述被寄养的艰苦岁月

图片说明：1949年，陈瑞生(左四)与家人合影。

　　【环球时报记者 李虹】电视连续剧《井冈山儿女》近期将在江西拍摄。它根据红军后代陈瑞生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风雨少年》改编而成，讲述的是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后代，在当地老百姓和红军游击队的抚养和保护下不断成长和坚持同敌人斗争的故事。陈瑞生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新中国第一任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之子。近日，85岁的中央党校教授陈瑞生为《环球时报》记者讲述了他在中央苏区的艰苦岁月。

　　“我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陈瑞生这样评价父亲。陈正人，1907年出生于遂川县盆珠大屋村，是地地道道的井冈山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万安县委宣传部长、中共遂川县委书记、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协助毛泽东开创了引导中国革命航向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49年6月，奉党中央、毛主席指示，陈正人回到故乡出任新中国第一任江西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

　　1933年10月，陈瑞生出生于瑞金，遂取名瑞生。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指挥的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革命形势紧迫，我父母在离开瑞金之前，把我托付给潮陂头村的奶娘抚养，那时我刚一岁多。母亲对我的奶娘说：‘大嫂子，我们红军要撤离瑞金了。这孩子就托付给你们抚养了。你们放心，红军一定会回来的。’谁也没想到，这一别就是十五年。”实际上，像陈瑞生这样的红军儿女还有很多。他后来才知道自己的姐姐也被留在了江西中央苏区老乡家里抚养。

　　与父母分别后，陈瑞生在养母的照顾下一天天成长。在白色恐怖下，养母常常带着他东躲西藏。他在15年间，隐姓埋名，因各种原因辗转于多个地方。但潮陂头村的老百姓千方百计地掩护他。“我吃过许多奶妈的奶，也吃过许多人家的饭。”

　　“养母收养我的时候家里并没有男孩，收养我之后，她接连生了3个儿子，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养父就把我‘转让’到大柏地高丘村一个姓陈的人家做养子。这户人家的男主人是个郎中，当时家里只有一个女孩，刚开始还让我上了两年小学。后来，他们也生了3个儿子，我便辍学了。白天放牛、砍柴、干农活，晚上做香烟、鞭炮、浇蜡烛、做金锭、银锭，人瘦得皮包骨。”

　　陈瑞生告诉记者：1949年8月瑞金解放了。解放大军路过高丘村时，在墙上贴了一张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布告，上面清楚地写着“政治委员陈正人”。我突然听到有人说：“瑞生，你爸爸回来了!”当时，我的心跳得厉害，看着父亲的名字，两行热泪涌了出来。9月的一天，父亲警卫连的龙指导员带着父亲写的亲笔信来瑞金接我。在“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南昌城，我和父母亲幸福地重逢了。见到父母，我激动不已，泪水潸然而下。父亲则一个劲地说：“瑞生，你不要难过。回来了就好。这都是国民党反动派造成的结果。同你一样留在中央苏区的孩子还有不少，他们同你的遭遇都是一样的。今后，你可以上学，好好学，建设我们的新中国。”我的心里非常委屈，对父亲也有些怨言。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问父亲：“你们为什么把我扔下？我每天都在盼着父母接我回家。”父亲沉思片刻说：“回来就好，不管怎么说，是老百姓把你抚养长大了，你还活着，但还有很多红军后代就没这么幸运了。你虽受了一些苦，也不是你一个人，这么多红军的孩子和你的命运是一样的。你现在的境遇对你将来的成长是很有好处的。”

　　后来，父亲告诉陈瑞生，他的祖籍是遂川县盆珠乡大屋村。奶奶为保护父亲、保护红军，被国民党割掉了双乳，推到河坝里用梭镖刺死了。父亲说：“所有的父母都是疼爱自己孩子的，把你和姐姐扔下走了，我们心里比谁都难过。可是，在战争年代，为了革命的需要，我们必须那样做。共产党员参加革命，不仅仅为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更是为广大劳苦大众和千千万万的孩子都能过上幸福生活。这些道理，将来你会懂得的，也会谅解我们的。”

　　陈瑞生说：“回到家后，父亲让我睡在他床边的一张大沙发上，帮我盖被子，时不时地摸摸我的头，有时还亲亲我的脸，似乎想以他的慈爱之心，弥补15年来对我感情的欠缺。”

　　父亲以身作则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精神给陈瑞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带领全家人共度困难，把一些粮食节省下来分给孩子们吃。父亲要求他们无论在哪个方面都要厉行节约，不随便花钱，要乐于助人，同甘共苦克服困难。还教育他们不要搞特殊化，要多和工农子弟交朋友。

　　“父亲经常教育我们要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所有的文章都是自己来写，从不让秘书代笔。父亲的工作岗位变动很多，但他总是努力从外行变成内行。在他的办公室挂着一幅字‘一丝不苟’。1962年夏，我和姐姐都大学毕业了。看到我们成为家族中第一代大学毕业生，父亲非常高兴，他在一把折叠扇面上给我题词纪念：‘有志者事竟成’。”

　　陈瑞生告诉记者：“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倾注了父亲呕心沥血的教诲。我从一个放牛娃能成为一个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除了党和国家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外，父亲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他的言传身教，一直是我成长的航标。”